拍攝蘭嶼的兩種視角：潘小俠與關曉榮

在眾多影像作品中，有兩位攝影師的作品與眾不同。有別上述攝影者的觀光客或早期人類學視角，關曉榮跟潘小俠都是透過長期蹲點、與達悟族共同生活，最終完成蘭嶼的紀錄。

然而，雖兩人都是透過長期蹲點來進行創作，但出發點卻大不相同。

關曉榮在1985年完成〈2%的希望與掙扎〉，這是一篇關於八尺門阿美族漁工生活的紀實作品，之後他將鏡頭轉向蘭嶼。在一年多的時間內，關曉榮記錄下蘭嶼反核廢、漢化主義下的蘭嶼教育、十人舟下水等作品，並陸續發表於《人間雜誌》。

關曉榮的拍攝題材、選擇和拍攝方式，都受到他的左翼視角與政治經濟批判的影響。如沈柏毅所說的，關曉榮宛如握持手術刀，以政治經濟角度頗析蘭嶼，考慮宏觀結構中的蘭嶼，以及蘭嶼人的勞動與生產的關係。

在《尊嚴與屈辱》後記中，關曉榮直言，他拍攝蘭嶼不僅僅是為了呈現蘭嶼本身，更是為討論台灣原住民族所受到的壓迫問題。他指出，蘭嶼人在政治、土地、經濟等方面受到剝奪和強佔，而他們所承受的苦難，對於台灣其他原住民族而言，具有可彰顯、引伸的同質性。

有別於關曉榮一開始就抱持批判態度、理論視野進入蘭嶼，潘小俠本身是個學電影、學美術的文藝青年，初次接觸蘭嶼是閱讀劉其偉所寫的《台灣土著與文化藝術》，這激發他對蘭嶼土地與人的熱情。他認為，蘭嶼在遠離文明的地方，人們有種接近存在本質的真實，這東西感動了他，驅使他拿起相機，決心將其紀錄下來。

在潘小俠的蘭嶼作品中，我們看不到鮮明的知識立場與觀點，他在蘭嶼的生活就是和朋友喝酒、聊天、吃飯、睡覺，偶爾拍拍照。如鍾宜杰所說的，「他就像一個溫順的男人靜靜地陪伴他的愛人－蘭嶼，靜靜地紀錄。他用四十二年的時間進出蘭嶼，所記錄的是蘭嶼達悟族平時的生活」。

然而，若潘小俠所做的只是一直拍攝「我的達悟朋友」的生活，那他的作品就可說毫無社會意義嗎？ 顯然不是這樣的。

就如同羅蘭·巴特（Roland Barthes）所講的「作者已死」，照片的意義也不僅止在於拍攝者的意圖，當代觀看者的理解、解釋，也應被視為解讀、評價照片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
現今的蘭嶼，已有跟都市一樣的便利商店，部落裡也隨處可見供觀光客居住的民宿，年輕達悟族人不再造舟、也有很多族人開啟了文青風的餐飲店。

潘小俠的作品雖然看起來不像關曉榮的作品一樣，一開始就帶有強烈的批判意圖，但若將他的四十二年來的紀錄與現今的蘭嶼相比較比較，觀看者自然會感覺到一種無聲的批判。

參考資料：

沈柏毅，〈左派影像的肉身 論關曉榮的影樣實踐〉，《台灣攝影師 關曉榮》（台中：台灣美術館，2020）

潘小俠、林瑋，《台灣美術家一百年：潘小俠攝影造像簿》（台北：藝術家，2017）

鍾宜杰，〈自覺與認同－潘小俠的紀實攝影之路〉，《台灣攝影師 潘小俠》（台中：台灣美術館，2023）

關曉榮，《尊嚴與屈辱：國境邊陲－蘭嶼1987》（台北：時報，1994）